晋文公重耳是春秋时期晋献公之子，由于宫廷争斗，曾流亡列国长达19年。公元前636年，他当上晋国国君。在位期间，晋文公对内大修国政，省刑薄敛，通商礼宾，拯寡救乏；对外联秦合齐，保宋制郑，尊王攘楚，勤王事于洛邑(今河南洛阳)，败楚师于城濮（今山东鄄城西南），盟诸侯于践土（今河南原阳西南）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春秋霸主，奠定了晋国百余年霸业基础。其文治武功，昭明后世，显达千秋，与齐桓公并称“齐桓晋文”。
    晋文公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历史，与他在用人赏罚方面的独到之处不无关系。
    论功行赏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赏勉之道，但晋文公却不全依此行事，他的标准是，“先赏德，次赏才，再赏功”。
    晋文公在外漂泊19年，历尽坎坷。当上国君之后，他大赏群臣。有一御马小臣壶叔，跟随晋文公19年之久，却不见赏赐。他去问缘由，晋文公说，凡是用仁义来引导我，用道德来规范我，都应该受到上等的赏赐；凡是用善行来辅佐我，助我成就大业的，应受到次等赏赐；凡是冲锋陷阵，建立汗马功劳的，应当受到三等赏赐。“故上赏赏德，其次赏才，又其次赏功。奔走之劳，匹夫之力，又在其次。三赏之后，行且及汝矣。”所以，壶叔你的奔走之功我没忘，只不过要等到三赏之后才轮到你。
    晋文公赏勉官员以“德”为先的标准，贯穿其在位始终。公元前632年，晋国和楚国在城濮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争。晋国联合齐国、秦国，以少胜多，战胜了比自己实力强大的楚国，遏制了楚国北上中原不可一世的扩张势头。城濮之战后，晋文公行赏，以文臣狐偃为首功，元帅先轸次之。众人不解。
    按理说，指挥城濮之战的是元帅先轸，可为什么把首功给了狐偃呢？原来，晋文公在外流亡期间，受到过楚成王很高的礼遇。楚成王曾在席间与时为晋公子的晋文公开玩笑，问：“将来你为晋国之君，何以答谢？”重耳说：“楚国物阜民丰，若得复晋国，愿同欢好，以安百姓；倘不得已，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，请避君王三舍。”一舍三十里，三舍就是九十里。晋文公的意思是，若有一天晋楚不幸交兵，当退避三舍，不敢即战，以报楚相待之恩。城濮一战之初，晋军和楚兵相遇，元帅先轸劝晋文公勿以君避臣，与楚国展开战斗，而文臣狐偃则劝晋文公信守当初诺言，退避三舍。
    在晋文公看来，“夫胜敌者，一时之功也；全信者，万世之利也。奈何以一时之功，而加万世之利乎？”“信”，即守约，是道德之本。将首功授予狐偃，不仅表明了“信”在晋文公心中的重要地位，更折射出他一以贯之的“上赏赏德”的思想。
    赏罚分明，治吏之道，而刑赏的最终意义在于导向和示范作用。晋文公“上赏赏德”，一方面是对德行高尚之官员的激励，另一方面也给百官提出了一条明确的从政标准。不难想见，在这一标准的指引下，稍有追求的文武百官必得修身正德，以求发展进步。联想到当下正如火如荼的“官德建设”，晋文公的做法还是值得细细品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