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贞观三年（公元629年），濮州刺史庞相寿犯了贪贿罪，被朝廷“追还解任”，受到免职处分，并追还赃款。不料庞相寿毫无思过之心，为了保住乌纱帽，竟不知羞耻地向唐太宗上书，“自陈幕府之旧”，哀求太宗念在“故旧”的情分上予以宽恕。

    原来，李世民当皇帝之前被封为秦王，庞相寿曾在秦王府做过事，是他过去的老部下。照一般世俗眼光看，老部下犯了事，请求老领导老首长照顾一下，开开绿灯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。唐太宗虽然贵为皇帝，却始终未忘故旧之情，看了庞相寿的上书后，禁不住“深矜之”，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，立马派人抚慰他说：“你过去是我的属下，现在拿了人家的财物，只是为了满足贪求的欲望。我现在赐给你一百匹绢，恢复你的官职，还是去原地上任吧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贪赃枉法的事（即还向任，更莫作罪过）。”

    见皇上如此宽容庞相寿，宰相魏征直言相谏说：“庞相寿为人‘猥滥’，贪婪卑鄙，远近闻名，可说是罪不可恕。现在陛下因为顾念‘故旧私情’，不仅赦免了他的‘贪浊’之罪，又加以重赏，还让他官复原职，这样做无助于他弃恶从善，重新做人。况且，过去秦王府故旧熟人很多，如果这些人犯了法，都依仗与陛下有私情而受到庇护，那么只会使贪鄙者得意，为善者害怕，社会怎得太平安宁？”魏征嫉恶如仇，态度鲜明，他指出对贪官宽大为怀，温情优待，只能是姑息养奸，贻害无穷，后果不堪设想……

    这一番晓以利害的劝诫，唐太宗听得是声声入耳，句句上心，不禁翻然悔悟，决定收回成命。他召见庞相寿说：“我昔日为秦王，自然要为王府作主；现在我是皇帝，已是天下之主，既为天下之主，就不能‘偏与一府恩泽’，专凭私情来照顾你这个王府老部下了。”可以想见，唐太宗的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居高临下、身不由己之感，但在国法面前，他最终还是舍私情而奉公法，表现出公正廉明之态。于是，太宗“赐物而遣之”，送给庞相寿一些东西，将他遣送出京。庞相寿原以为可以侥幸保官，哪知“复职”美梦终成泡影，他默然无语，只好带着无限的伤感流涕而去。

    看来，在庞相寿事件中，即使像唐太宗这样的一代明君，有时也可能为私情所惑而坏公法。如果没有魏征的及时谏阻和监督，或者唐太宗不愿纳谏，仍然一意孤行，滥用权力，对庞相寿给予特权庇护，那么，庞相寿这个腐败分子，岂不是会更加有恃无恐，照贪不误，奢靡享乐不止？因此，作为领导者，面对私情与公法的选择，不可不慎。

    由此，我想起了另一位古人的执法佳话。东汉顺帝时，苏章升任冀州刺史，他的一个老朋友在他属下任清河太守。有一年八月，他按例巡视部属，发现那位故人有“奸藏（赃）”行为，决意将之绳之以法。为此，他来到清河，特地备下酒肴，请这位故交喝酒。席间两人畅叙平生友情，相谈甚欢。太守高兴地说：“人皆有一天，我独有二天。”言外之意是，他除了老天爷保佑，还有苏章这个上级帮助他掩饰其罪，渡过难关。但他没想到听到苏章说：“今夕苏孺文（苏章字孺文）与故人饮者，私恩也；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，公法也。”这事的结果是，苏章“举正其罪”，列举太守的罪行并加以惩治。消息传开，冀州境内知道苏章大公无私，都望风敬畏。

    这个苏章反贪的故事令人深思。清河太守犯了事，要不要查处，这完全在苏章这个顶头上司的掌控之中，他如果不办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事就可平安过去；如果依法办事，这位故人就要完蛋，他们多年的交情也将从此终结。苏章的处置办法很有人情味，又富有戏剧性。他先以私人名义请老友赴宴，显示了浓浓的私情友情；然后以刺史名义惩治贪官，秉公执法，显示了清正严肃而又有情有义的高风亮节。与唐太宗相比，同样是面对贪官故旧，苏章在执法上则更显自觉、严正和坚定。他把公与私、情与法，处理得一一得体，既有对朋友的私恩柔情，又有违法必究的铁面无私精神，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，令人叹服。

    人在社会中生活，不可能没有亲朋故旧。亲朋故旧违规犯法，应该如何对待？君不见，当今有的人利用职权，包庇袒护；有的人托人求情，为其开脱；有的人一团和气，大事化小；有的人则公正严明，甚至大义灭亲……形形色色，态度不一。在私恩与公法的问题上，看看唐太宗和苏章是怎样应对，就不难做出正确的选择。